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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思源

宪政 兼并与破产

 
 
 

日志

 
 
关于我

1968年6月毕业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理论部(本科), 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工作, 1988年10月下海创建民办研究机构, 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影响中国新世纪的50位名人"之一。 敬请需要回复的朋友,可留下您的称呼和联系方式。 我的邮箱地址:siyuan-c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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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感悟曹思源(4)  

2011-01-26 10:10:2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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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感悟曹思源(4)

李功耀的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ee567401000ag2.html

七、被迫下海

曹思源记得,北京有关方面曾主持召开了一个时局与选择研讨会,中央电视台记者到会场录制了十个人的演讲,播放时曹思源排在第一个,而且选在新闻联播刚刚结束之后的时间,整整放了16分种,影响很大。他演讲的题目是要让公民旁听人大常委会和人大会议的发言。他说,所谓旁听,其实用不着跋山涉水,就是通过中央电视台直播全国人大会上的发言,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听。这个意见反响特别强烈,很多人写信给中央电视台,给予很高评价。他演讲的现场,很多人都鼓掌。一些听众认为:讲到我们心里去了。但群众的拥护引起了上级有关部门的不安,就此,国务院开了一次常务会议,财政部有位领导提出:改革要一步一步地来,不能一口吃个胖子。这话当然是对的,但他引用的例子却说:比如你们国务院办公厅的曹思源提出人大旁听制,能做得到吗?当时国务院办公厅的副秘书长说:曹思源现在不在国办了,调到体改委去了。说话的语气,好像曹思源是个祸水。当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副主任高尚全和贺光辉都不知道曹思源提了什么建议,对其观点的对错也浑然不知。领导们回来后大发脾气说:曹思源提什么建议,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不通过组织!曹思源的顶头上司在他办公桌上留下一张纸条:今后未经领导批准,不得擅自到电视台发表演讲。曹思源感到不解,便和司长吵了一架。他理直气壮地说:中央电视台是国民党的还是共产党的?我是共产党员,是中国公民,为什么不能到中央电视台演讲?我又不是在台湾的电视台演讲,又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有什么不对!当时是意气用事,没有考虑后果或影响,这样当着领导的面一吵,就没法继续呆下去了。后来报纸上刊登曹思源的文章,一些读者评论说:国家是不是又要采取什么政策了?其实,他们错误地理解了。中国人的思维习惯喜欢把某个人的观点和他所服务的单位联系起来,把身居重要部门的有关人员的文章和国家政策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常规性的错误。其实,署名曹思源的文章,就是曹思源个人的文章,并不代表中央政府的观点,领导对他有意见可以理解,但他个人认为是很冤枉的。后来他给另外一家报纸写文章,特别强调不要署名国家体改委国务院,就署名北京读者曹思源,这总行了吧!但他的领导说:这也不行,只要写曹思源,人家就以为是体改委的。这就很糟糕了,他的生存空间狭小了。后来一次很偶然的机会,他回到原单位(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跟老朋友和老同事聊天。他们说:老曹是不是快要提拔了?要坐直升机了?你们党委到我们这里来调查你了。当时提干是要调查的,他知道自己根本提不了,都挨批了还提拔什么啊。但这个信息使他知道,有人在背后对他采取组织手段进行调查,想看他干过什么坏事。他觉得很屈辱,在电视台演讲,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都是光明正大的事情,即使讲话有点出格也是工作上的问题、观点上的不同,你们竟然给我来个秘密调查,我怎么继续呆下去!于是,他的第一反映便是想走。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他通过思考、掂量,认为以前搞破产法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尚且存在阻力,下一步研究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更敏感,更尖锐,更不能为机关所容。机关要的是传令兵,只会说是!好!就这样!而他总有自己的想法,今天一个主意,明天一条建议,机关受不了。所以他觉得,要搞政治体制改革,只能下海,从基础工作入手,启发民智,讲道理。政治体制改革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决问题的,是个系统工程,必须从基础工作做起。基于这两个原因,他走出红墙,下海了。

八、红墙内外话得失

下海后,曹思源摆脱了御用文人身份的羁绊,在取得一定成就的同时,也给自己添了不少麻烦。对其中的得失,他倒觉得无所谓。他从小学就喜欢哲学,读初中一年级时,他就看完了艾思奇的《哲学问答》。这在一般人看来,初一的学生爱看十分枯燥的哲学著作,是不可想象的。但他喜欢哲学,很早就思考那些形而上的问题。所以他觉得,胜败乃兵家常事,得失也是人间常态,人生不可能总是直线前进。这样认识到有得有失,心理就踏实了许多。他觉得,一个思想者,往往得的少,失的多,得的是思想,是人生感悟和智慧,失去的却是财富或物资利益。

在他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讲中,独创的思想占了相当分量。人们经常说优胜劣汰,能力差的、没思想的要淘汰掉。但我们的某些机关很奇怪,恰恰实行的是逆向淘汰,把有思想、有能力的人淘汰掉;把拍马屁的、阿谀奉承的庸才,以及那些规规矩矩的、没有创造性的人留了下来,而且那些平庸之辈常常排挤、打击和压制真正的精英。他们期望的是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甚至是升到更高的职位。这样的机关虽然看起来稳定,但扼杀了活力。曹思源那时在国家体改委,可以说到了金字塔的尖上,但最后还是决定下海。这其中的细节或恩怨不论,总之他从最顶端到了最基层,从某种意义上说,他被淘汰了。但天性乐观的曹思源认为,尽管他带着遗憾离开了国务院直属机关,但他在红墙内,毕竟充分利用了很优越的条件。他提出了破产法的设想,拟出了法律草案,又作为官方破产法起草小组的组长,作为试点的发起人,做了许多有意义的工作。他在破产法里宣传自己的思想,提出经过认真思考后的主张,然后搞院外活动,说服人大常委会的委员们。对此,他是有成就感的。要说收获,这便是收获,他得到了曹破产的名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成果。没有国务院这样大而高的平台,一个白丁,或者一所大学的教授,不可能做出这样大手笔的文章。然而,另一方面,那时,他住在中南海,一个星期才回家一次。白天应付正常的差事,晚上又拼命地加班加点,他没有得到一分钱奖金,没有领受一枚奖章,晋级升职更是没有指望。有人说:你真亏啊!但他说不亏,是他利用了国务院的条件,而不是国务院利用了他。他不是给某个人卖命,而是给社会卖命,给老百姓卖命。他没有那种患得患失的感觉。虽然他当时的压力很大,但大不了再回到景德镇去。有了这种思想准备,做起事来也就无所畏惧了。

当然,从实际利益来看,在具体的待遇方面,他还是失去了很多。他在国务院办公厅时,正逢工资改革,像他这样文革以前的大学生、文革后最早的研究生,发表了那么多文章,有那么多大家认可的成果,在国务院一般是处级,很多人是局级。当时实行工资定级,他本来应该是局级或副局级,但他实际上只是个主任科员。这个级别相当于办公室里一个端茶递水的小姑娘。这小姑娘被定为办公室秘书,收发文件,级别就是主任科员。她才二十出头,而曹思源却是三十多岁的人了,在待遇上,竟跟她一样。

面对这种状况和待遇,他有没有愤怒?有的。但是他想:不能为了这点工资待遇而停止工作。我要闹情绪就不好了,那会影响我的身体。所以他只有发泄。每次忙完后下楼吃饭时,他就用拳头锤打那一堵墙,同事问是干什么,他只能回答是锻炼身体。他恨哪!明显是欺负人么。而且那个环境还不让你说,你是共产党员,为了一点工资还说得出口?人家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连命都不要了,你还讲什么工资待遇!这提不到桌面上来。所以,他只好吃哑巴亏,但他的工作还是老老实实地照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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