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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思源

宪政 兼并与破产

 
 
 

日志

 
 
关于我

1968年6月毕业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理论部(本科), 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工作, 1988年10月下海创建民办研究机构, 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影响中国新世纪的50位名人"之一。 敬请需要回复的朋友,可留下您的称呼和联系方式。 我的邮箱地址:siyuan-c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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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风云》连载三十一  

2010-09-16 07:56:0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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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拨开迷雾 便是通途()

四、国企改革的出路在于少而精

    试为国有企业号脉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讳莫如深的病因:国有制比重太高

   国有制比重的下降曲线:本是自然免疫力的表现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讲了几十年,也是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的重点。但是,问题如此尖锐如此紧迫地提到人们面前,则是在企业破产法实施之后的最近几年。这决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破产制度与国企改革之间的两点联系。

  1、破产淘汰制度的实施,揭开了一些国有企业表面太平的假象,使其内在积弊和危机充分暴露出来,不得不紧急寻找出路。

  2、破产拍卖以及与之联系的企业兼并、收购等产权交易的发展趋势,使国有制比重加速下降。

  以上两个因果联系,已经引起全社会的密切关注。许多人都不由自主地重新思考,实施破产法对国有企业改革究竟有利还是不利?而要弄清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明确: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根本出路究竟是什么?

  答案很简单,而对答案的论证却比较复杂。为此,我不得不分以下四个标题来阐述。

 

  (一) 试为国有企业号脉

 

  目前我国国有经济已经陷入困境,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为了摆脱困境,就不能讳病忌医。我在这里先为国有企业号脉,并作出初步诊断。

  1、整体发展速度缓慢

  我们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上常说,全民所有制(即国家所有制)的巨大优越性之一便是能促使经济高速发展,而现在我国的国有经济已经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国有工业的年增长率由1978年的 14% ,降至1994年的 5.6%。这个数据反映了整个国有工业活力下降的基本状况。

  有专家认为:虽然1994年国有工业总的增长率为5.6%,但是其中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产值增长率则已达到12%以上,表明国企发展速度并不低。

  不过那位专家没有注意到,就在同一年,全国乡办工业增长42.6%,其他经济成分(主要是三资企业)增长42.2%。在这两个42%旁边,无论是5.6%,还是12%,都相形见绌了。

  也许有人会怀疑,1994年国企与非国企发展速度的对比,究竟有没有代表性?那就让我们看看连续13年的情况统计吧从1980年到1993年,国有工业产值年递增率只有8%,而集体企业则为21%,私有企业和三资企业更高达48%。虽然国企与集体、个体、私有、外资企业之间确有一部分不可比因素,但国企整体发展速度缓慢,应是不争的事实。

  国有工业企业与非国有工业企业在新增生产份额中各自所占比重1991年为53:47 1992年为48:521993年为42:581994年为28:72。由此不难看出,“八五”期间全国工业快速增长乃是非国有企业带动的。

  据《华商时报》最近报道:1995年上半年广西国有工业增幅为1.5%。扣除统计误差,这个增长率接近于零;而同期广西全区工业生产却增长了12.5%,你道是何缘故?原来集体工业、乡办工业和其他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分别增长了30%、48%和44%。如果说国有企业是老大哥、非国有企业是小弟弟的话,现在哥哥不迈步或是迈小步,主要靠弟弟拉着走,我们的经济大船才有了12.5%这么一个整体前进的速度。这不禁让人想起一首流行很广的歌谣《纤夫的爱》:“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用到这里恐怕要改几个字:“哥哥你坐船头,弟弟在岸上走”,或许可以称作新时代“纤夫的爱”吧。这种“爱”已不止一次表现出来。每当国有经济疲软、生产下降的时候,总是非国有企业的增长率为整个国民经济撑门面,使总的增长率幸免成为负数。

    2、整体效益低下

   还有人说, 国有企业亏损并不值得大惊小怪,非国有企业也有亏损嘛!那么,这二者的亏损究竟有没有什么区别呢?让我们再作具体分析。1994年全国国有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占39.1%;而在非国有工业企业中,亏损户只占19.1%。相对而言,国有企业的亏损面比非国有企业大一倍!

  国企亏损面大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据国家统计局对8省市2586家亏损企业的调查,政策性亏损的不到10%,80%以上是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不善所致。而经营管理不善的状况长期得不到改变的深层原因,恰恰是根本体制问题。

  再来看看亏损金额有多大。

  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亏损总额十多年来扶摇直上,1985年亏32亿元,1989年亏180亿元,1990年就跃升到348亿元,1993年又创下了亏损453亿元的记录,十年间亏损总额高达2400多亿元。这还仅仅是明亏,如果再加上暗亏,那就更触目惊心了。以1991年为例,全国预算内国有企业明亏1000亿元、潜亏800亿元,这一年亏损总额达1800亿元,比同年全部国有工业职工工资总额1151亿元还高出一半多!

  有人说,光讲亏损不行,还要讲利润和税收,不少大型国有企业毕竟作了许多贡献嘛。

  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翻翻1994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第56页,我们看到国有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实现利税由1980年的907亿元增加到1992年的1944亿元,十二年间增长1倍多,似乎很可观。但是,再翻到同年《中国统计年鉴》第231页便得知,这12年物价上涨也恰恰是1倍多。就是说,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全国国有工业利税总额十二年分文未长!

  而同期,集体企业利税由149亿元增至616亿元,增长3倍;其他企业,主要是个体企业、私有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利税由6.9亿元增至240亿元,增长34倍。这一比不就比出差距来了吗?

  我们既比了亏,也比了盈,现在不妨再把盈与亏结合起来比一下。

  1992年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535亿元,亏损总额369亿元,亏损率(亏损总额与利润总额之比)69%;同年非国有工业企业利润总额437亿元,亏损总额100亿元,亏损率为23%。这就是说,国有经济左手赚100元的同时,右手就要赔出去69元;而非国有经济赚100元只亏23元。由于亏损率相差如此之大,以致这年国有工业盈亏相抵之后的净利润只有166亿元,反倒比非国有工业的净利润337亿元低得多。

  值得注意的是,国企效益滑坡之症,目前仍呈发展之势。据预算内国有工业19961-4月最新统计,盈利企业累计利润总额只有11亿元,比上年同期下降93%;而亏损企业累计亏损总额已达264亿元,比上年增长52%。盈亏相抵,国有工业全部经营成果竟然是个很大的负数!这恐怕再不能轻描淡写了罢。

  3、资产空壳化

  也许有人会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国有经济不管病有多重,毕竟它今天还是实力最雄厚的。到1993年末,我国拥有的国有资产达到3.5万亿元,其中经营性资产为2.6万亿元,是任何其他经济成分望尘莫及的。

  诚然,目前我国国有经济外面的架子还不算小。可是,由于发展缓慢、效益低下、亏损严重、负债累累,其内囊却已大半掏空了。谓予不信,请看来自湖北的调查。

  湖北省曾对2453家国有企业作过调查统计,到1994年底已有771户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突破了100%,有的早已资不抵债, 甚至债务比资产还高一倍。 在这个调查统计范围内,有31.4%的国有企业的净资产为零或为负数。

  全国范围内的情况又如何呢?据统计,十几年来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断上升。1980年为18.7%,1993年就升至67.5%。1994年底,国有资产管理局对2万户国有企业清产核资的结果表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达79%。①此外,总资产中还有9%是损失挂账、未作处理的虚数。两项合计占88%。我国民间以“88”作“发、发”, 数字虽然很吉祥,可惜在这里代表的却是财富的负数!扣除这个88%之后,剩下的净资产只有12%了。国有资产实际存在的就是这样一个外壳。所以我们说国有资产已经趋于空壳化了。

  如果把国有企业的流动负债率拿出来看一看,那就更令人吃惊了。据权威部门统计,全国10万户国有工业企业自有流动资金占流动资产的比重,在1995年初,只有1.6%;到19955月底,进一步降低为0.81%。等于在100元流动资产中,只有八角多钱是企业自己的,其余99%以上都是负债。这么重的负债不仅效益差的企业还不起,有些效益好的企业的盈利也不足以支付银行利息。

  可以说,沉重的债务包袱以及伴随而来的资产空壳化,已经使许多国企几乎喘不过气来。我们的国有经济虽然尚未病入膏肓,但已病临膏肓;虽然仍然有药可救,但决不能轻描淡写,更不能讴歌永远健康,而要如实地承认病症,还要进一步弄清其病症究竟有多大危害?

 

    (二)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办企业有盈有亏。古今中外, 屡见不鲜。不过,我们的国有企业大面积、长时期、高数额的亏损,国人却不可等闲视之,因为这种亏损的绝大部分能够转嫁到全国公民头上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1、通过国家财政补贴,攫取盈利企业和纳税人的劳动果实。

  任何企业的亏损,皆由其所有者承担损失,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非国有企业发生亏损,应由张老板、李老板、王股东、赵股东掏钱弥补亏损,或削减该企业的资金规模;倘若仍不能及时扭亏为盈,那就只好破产倒闭、关门大吉。除了雇员们有另谋职业之忧以外,这些老板和股东们的损失是很难转嫁给别的企业和公民的。

  而国有企业的亏损则由其所有者国家给予财政补贴。国家的补贴款从何而来?当然是从纳税人和盈利企业的上缴而来。于是国企的亏损就自然而然地转嫁到了其他企业和全体公民头上。

  如果国有制比重不高,国有企业少而精,其亏损金额不大,我们可以很潇洒地说:“国家补就补一点嘛!”但是,在国有制比重太高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是国企大面积、长时期、高数额的亏损补贴,谁也不能轻易地说:“补就补一千亿元吧”。在这里,数量界限决定了问题的性质比重太大的国企亏损补贴,老百姓承受不起啊!

  2、打破国家财政收支的合理结构,制约各项事业的发展。

  国家财政本义是取之于民又用之于民,即主要取之于盈利企业的上缴税利和公民的纳税,主要用之于非赢利性质的部门、机关和单位,办国防、外交、科研、文教、体育、卫生事业等等。当国企亏损补贴数额过大,势必破坏国家财政收支合理结构,挤占其他方面的经费,阻碍其他各项事业的发展,进而制约国民经济的发展。

  3、通过银行呆账形式,无偿占用城乡居民存款。

  国有亏损企业不仅要吃国家财政补贴、而且长期占用银行贷款,无力偿还(有的不能还本,有的连利息都付不起),造成沉淀呆滞贷款。据统计,在全国现有3万亿元银行信贷资金中,逾期贷款已达50%。坏账增多,导致银行不良资产巨增和自有资产比例下降。据1995年《中国统计年鉴》 第572页所载《国家银行信贷资金平衡表》,银行自有资金占资金总额的比例已由1985年的12.1%下降到1994年的4.7%,大大低于商业银行法的法定界限和国际公认的警戒线8%!其危险性自不待言。

  现在我们要问:银行信贷资金是谁的?当然,绝大多数是城乡居民存款户的。因此亏损国企无偿占用的,实际上就是城乡居民储户的钱。在一方面不能收回这部分呆滞贷款,另一方面又必须保证储户能够提取其存款的情况下,银行就不得不增加货币发行,导致储户取回的存款悄悄地贬值;而一旦发生挤兑存款的风潮,银行应付不了的话,就有可能导致金融危机。我们祈祷这种灾难不要降临,我们更需要釜底抽薪,对国有企业采取根本的变革措施,以减少灾难爆发的可能性。

  4、挤占银行信贷资金,导致企业贷款更加困难。

  国家银行的贷款从来就是向国有企业倾斜的。而在大量信贷资金被亏损国企长期无偿占用的情况下,银行能够动用的贷款更少了,非国有企业和其他资金需求者贷款的条件就更加恶化,它们为取得贷款所要付出的代价就更大,发展更困难。不言而喻,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都要为此而付出更高的代价。

  5、推动恶性通货膨胀。

  物价不合理上涨的原因固然很多,而国企巨额亏损则是其中的“元凶”。它一方面使国家财政收入少了一大块,另一方面又要财政支出多拿出一大块来用于补贴。一进一出,拉大了财政收支缺口,增加了国家财政赤字,推动了物价上涨。这是显而易见的。

  还有一层因果不那么浅显,不妨打个比方来说明:盈利企业要发一份工资,国有亏损企业也要发一份工资。而亏损企业发工资、增加了社会购买力,却没有相应地增加商品供给。于是乎,两份购买力去买那一份商品(其它因素暂不考虑),商品不就涨价一倍了吗?货币名义工资的实际购买能力,不就贬值二分之一了么?

  进一步的探索还告诉我们:那种由于市场供求结构失调,某类商品出现缺口造成的物价上升,具有暂时性。因为较高的物价能刺激那些商品的生产和供给增长,从而使物价能相对地缓解。国有亏损企业只发工资不创造财富的情况也造成供求缺口;只要体制不变,这种缺口永远缩小不了。由此带来的物价上涨,便具有连续性、累积性,很难平抑。

   6、积累社会矛盾,危及社会安定。

  以上我们从不同角度剖析了国企亏损对于盈利企业、纳税人、银行存款户、信贷资金需求者和广大消费者利益的冲击。而首当其冲的还是亏损国企的干部职工。

  据笔者最近到内地诸省调查,在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许多国有企业职工月平均工资总额不足200元,还时发时停,有的甚至减半发薪。工人说,这点钱买米还不够哩!由于企业是国家办的,所以职工一有事就找政府,甚至采取过激行动。小乱不断,此起彼伏。愁煞地方父母官,不知那天会发生“地震”。

  诚然,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整个现代化建设,需要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而这种安定,是不可能在低效率、低效益、低工资的局面中维系下去的。人们常说,要消除潜在的不安定因素。而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当务之急莫过于着手消除国有制比重过高、国企亏损包袱过重这一致乱因素。

 

   (三) 讳莫如深的病因:国有制比重太高

 

    客观地说,尽管17年来国家给予国有企业不少倾斜政策,也试行了政企分开,厂长负责制、承包、租赁等各种改革措施,十八般兵器几乎都试了一遍,但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仍然普遍低下。

  根据1993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97381页,《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第65页提供的数据:1992年在我国独立核算工业部门中,国有企业占用了79%的固定资产,实现净利润(盈利企业的利润总额减去亏损企业的亏损总额)只占33%,而非国有制企业占有21%固定的资产,实现净利润却高达67%。从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实现的净利润来说,非国有企业将近达到国有企业的8倍。同期国有企业亏损率(亏损总额与利润总额之比)69%,比非国有企业的亏损率高出46个百分点。

  这种严峻的状况说明什么呢?它说明我们在17年的经济改革探索过程中还没有抓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

  要找到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 首先应研究国有制的基本特征。国有制与传统的非国有制(个体所有制、私人所有制、股份制等等)相区别的基本特征就是所有者的非人格化。国有企业,顾名思义,其所有者是国家,而不是个人。正是这个基本特征,决定了国有制的独特优势,也决定了它的内在弱点。

    国家所有制的优势在于:作为所有者的国家,可以超越单个企业利益的局限,从全局着眼调整国有企业的行为,使之服从国家利益。在以往“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的环境里,出现了这么一种以国家和公众利益为己任的企业,当然是值得欢迎的。而这种优势正是近代社会兴办国有制企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但是,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国家所有制企业的基本特征也决定了它有一个与生俱来的弱点:由于所有者非人格化,企业盈亏成败与有关人员自身的物质利益的联系不密切,因而经济驱动力比较弱。

  经济驱动力弱必然导致国有企业的经济效益普遍低于非国有企业。这是十亿同胞有目共睹、却并非中国特有的现象。据美国《幸福》杂志的材料,1984 年世界500家最大的工业企业中,国有企业的平均盈利为1.7%, 而私人企业的盈利率为4%。大多数国家的国有企业的亏损面都比较大,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据世界银行调查资料,1982年发达国家国有工业企业的投资额占社会投资总额的14.5%,而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只有7.7%,发展中国家国有工业企业的相应数据是32%与12.5%,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差距更大。可以说,世界各国大量统计资料都反映了国有企业比非国有企业经济效益低的基本趋势。当然,基本趋势并不是绝对的。大千世界,也可以找到与这一基本趋势相背离的少数国有企业经济效益更高的“典型材料”。但那只是特定时间、特定空间、特定条件下的特例,并不反映普遍规律,也不能改变人所共知的上述基本趋势。

  既然国家所有制的优势与弱点并存,那就有必要搞清楚:在什么条件下其优势能充分发挥出来?在什么情况下其弱点危害最严重?鄙人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关键在于国有制的比重,即国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占全社会经营性固定资产的比例究竟有多高。

  社会需要国有制,当然是为了利用它的优势。某些垄断性产业,譬如造币业,显然必须是实行国有制;某些公益性产业,诸如邮电、交通以及水、电、煤气、热力供应等,绝大部分实行国有制,才能保证公众利益。而这些产业所占用的固定资产在我们全社会经营性固定资产中所占的比例基本上是个常数,多年来稳定在11%左右。如果在这一范围内实行国有制,国有制的比重不算高。

  此外,考虑到国家急需发展的某些导向性产业,由于投资量大,投资回收期长、回报率低、民间投资者难以承担,或对其投资吃不准,一时投资积极性不高,需要国家投资作为引导,带动民间投资。待民间投资带动起来之后,国家便可减少持股比例,将资金转向其他需要引导投资的项目上去。因此,从资金流动状况上说,国有资产在导向性产业中也会占有一定比例。如同“牵牛鼻子”一样,在导向性产业中,国有制部分的比例也不需要太大,充其量与前两类产业的国有制比重接近即可,三者相加,国有制总的比重大致在20%上下就足够了。

  在国有制比重不太高的情况下,实行国有制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一方面国有制企业能充分发挥它本身的优势,有力地保证国家利益和社会效益;另一方面,其弱点所导致的企业低效益和亏损,相对量和绝对量都不算大,国家给其补贴,也能负担得起,不致于造成严重后果。这样就能做到既扬其长,又避其短。这套经验已被许多经济发达国家摸索出来了。

  可惜我国在这方面的摸索,走了很长一段弯路。由于对社会经济规律缺乏认识,盲目追求“一大二公”、“升级过渡”,不问条件和效果,将个体经济升级为集体经济,让集体所有制过渡为全民所有制。一时过渡不了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也要向全民所有制模式看齐,办成“二全民”。于是在所有制领域造成了单一国有化趋势。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几乎被斩尽杀绝,至于外商投资企业,在1978年以前的中国大陆则长期为零。

  国有制比重太高,意味着大多数不适合国有化的企业搞了国有化,国有制的优势发挥不出来;国有制比重太高,又意味着国有制的弱点和劣势叠加,亏损面和亏损额剧增,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整个国民经济受到拖累,因而不能不导致一系列灾难性的后果。

  改革开放以来,集体、个体、私有、三资企业蓬勃发展,而国有企业大多数步履蹒跚,虽有所发展,但与非国有企业的速度、效益对比,相形见绌。此长而彼消,于是国有制比重自发地有所下降,但下降得还很不够。1991年在全社会经营性固定资产中,国有制企业固定资产比重为67.5%,在工业企业中,国有制比重为79%,与合理比重(20)之间的差距还是太大了。这就是病根所在!国有制这么高的比重如果不降下来,任何别的办法都不可能使国有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从根本上走出困境。

  当然,我说国有制比重降至20%为宜,这只是一个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不能没有一些过渡环节。

  过渡需要假以时日,少则三年五载,多则十年八年。太快了怕翻车,太慢了,恐怕老百姓等不及,国民经济也实在拖不起。

  过渡需要一系列步骤和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赞成中共中央建议提出的“抓大放小”的方针,即重点抓好一批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对中小型企业则放手采取改组、联合、兼并、破产、股份制、委托经营和出售等多种形式,加快改革。

  国家出售中小型企业所收回的资金,可以投入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可以用于增加科教文卫的投资。这样做,不可避免会降低经营性资产中国有制的比例。如果我们认识到了国有制比重的降低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是进步而不是倒退,那就不会在执行“抓大放小”的方针时发生犹疑、彷徨、动摇和抵触,而会积极主动、因势利导,促进这种健康趋势的发展。

  “抓大放小”,就是在数以十万计的国有企业中,通过抓住只占百分之一的1000家大企业,抓住其80%的利税,而把90%以上的国有中小型企业放活,使它们不再成为国家财政补贴的无底洞,不再成为社会肌体上的沉重包袱。这也正是我主张国有企业要“少而精”的指导思想。从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我研究的这一结论与中共中央建议的方针是不谋而合、殊途同归。

 

    (四) 国有制比重的下降曲线:本是自然免疫力的表现

 

  有人说经济规律看不见、摸不着。其实,若将经济生活中有代表性的统计数据列表制图,那反映发展趋势的曲线便是经济规律的化身。我这里有一幅国有制比重下降趋势图,就看得见、摸得着,还可以任君细细地评头品足一番哩!


 

     国有经济在四个领域所占比重简表%

 

独立核算工

 工业

社会消

国家财

 

业企业固定

总产值

费品零

政收入

资产原值 

     

售总额

     

78

   91.8  

  77.6

  54.6

  86.8

79

   91.1  

  78.5

  54.0

  86.5

80

   90.2  

  76.0

  51.4

  85.4

81

   89.5  

  74.8

  49.9

  84.5

82

   88.8  

  74.5

  48.7

  81.6

83

   88.3  

  73.4

  47.0

  80.1

84

   87.4  

  69.1

  45.5

  78.9

85

   86.5  

  64.9

  40.4

  73.2

86

   85.1  

  62.3

  39.4

  77.1

87

   83.8  

  59.7

  38.6

  73.6

88

   82.7  

  56.8

  39.5

  72.2

89

   81.5  

  56.1

  39.1

  70.2

90

   80.7  

  54.6

  39.6

  70.2

91

   79.0  

  52.9

  40.2

  67.9

92

   78.5  

  48.1

  41.3

  66.1

93

   73.8  

  43.1

  37.5

  65.2

94

   69.1  

  34.1

  31.9

  65.7

 

 

  图中四条曲线(实际上还远不止这四条)一齐向下发展,明白无误地反映了16年来在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工业总产值、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国家财政收入中,国有制经济所占的比重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对此,有人欢喜有人忧。忧者有其悲观的原因,喜者自有乐观的理由,不妨择其要者而析之。

  1、是好事还是坏事?

  悲观派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国有制比重理应占绝对优势,国有制比重下降意味着国民经济有崩溃的危险。

  乐观派发现,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有过两次:一次是大跃进之后的1960年,一次是文革后期,而那两个时期国有制的比重都非常高。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中,国有部分分别占98%和93%,可见国有制比重畸高并不是福。改革开放以来,各种集体所有制企业、个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形成了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局面,带来的是举世公认的经济繁荣和城乡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因此,目前中国发生的国有制比重下降恰恰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有趣的是,在一个时时刻刻强调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国家,居然发生了连续多年国有制比重下降的事实。这显然并非政府的意愿,但也绝不是什么“反革命阴谋破坏”所致,而是客观经济规律自发地发挥作用的结果。马克思主义提倡尊重客观规律,现在既然客观规律已经在向我们招手,我们就应当由自发转入自觉,在经济改革中主动地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国有制比重进一步降低,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2、是进步还是倒退?

  悲观派曰:国家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最高,理所当然是最先进的所有制形式:国有制比重下降,岂不是倒退?

  乐观派则曰:实行国有制并非绝对进步。国有化究竟进步与否,是有条件的。恩格斯100多年以前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就曾一再说明:“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 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② 接着,恩格斯又敏锐地指出:“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③ “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④

  从恩格斯的论述可见,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并不认为国有制的进步性是无条件的。恩格斯严格地以经济标准来判断国有制是否进步:仅仅对不适合于股份公司经营管理的生产资料,才有一个“不得不”实行国有化的必要性,这部分国有制才是进步的。

  用恩格斯提出的上述标准来衡量,目前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只有20%左右的生产资料已发展到不得不实行国有制。而中国生产力水平还欠发达,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并没有发展到“不适合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的水平”。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生产资料不适合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却偏偏实行了国家所有制,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难免要受到规律的惩罚。于是就付出了国有企业大面积、长时期、高数额经营亏损的惨痛代价。这就是我国所有制问题的症结。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回归,国有制比重逐步降低显然是一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进步趋势,绝不是倒退。

  3、是否有利于扩大就业?

  悲观派说:国有企业解决了职工总数65%的劳动者就业问题,是数亿城市居民“最可靠的衣食父母”。降低国有制比重,就会减少工作岗位,使就业问题难上加难。

  乐观派则算了一笔账:19751978年,国企职工占城镇职工比例最高,为78%以上,而那时失业人口也最多,几千万知识青年就业问题震撼神州大地,让人谈虎色变、不堪回首。最近十多年来,国企职工比例下降了,正是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多种所有制形式发展、广开就业门路所开拓的可喜局面。事实上,国有单位能够增加的工作岗位很有限,要靠保持国有制过高比重、国家多多投资兴办企业来收纳新增就业人口,是不现实的。现在新就业人员的工作岗位大多数靠非国有制企业提供,而进入国有制单位就业的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70%下降到1994年的41%。显然,今后解决就业问题,主要还是要靠非国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进一步降低国有制比重,恰恰有利于扩大就业。

  4、是否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

  悲观派说,投资向国企倾斜,体现了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而降低国有制比重,则违背了这一原则。

    乐观派则认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竞争性产业,而竞争性产业中的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应是向经济效益水平高的企业倾斜。目前的弊病恰恰在于没有体现这一原则。1981 1993年,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率比乡镇企业要低14.7个百分点,而它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平均增长率不但不低,反倒比乡镇企业高出6.7个百分点。这么多的宝贵资金偏偏投向了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难道是资源配置的优化吗?。

  最近有关调查资料显示,在经济增长中,国有企业只提供了20%的增量,而它们却占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70%,占用了银行贷款的80%。1993年黑龙江国有工业企业占用了全省90%的固定资产投资和90%的流动资金贷款,但产值比上年下降了2.8%;非国有工业企业只占用10%的投资和贷款,而产值却比上年增长40%。类似情况比比皆是。这当然根本不是资源优化配置,而是劣化配套。是逆向配置。

  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国有制比重,使存量资产、增量资产逐步向非国有经济转移,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好途径。

  5、是否有利于稳定国家财政收入?

  悲观派认为,国有企业多,大部分企业利润就能抓在国家手里;降低了国有制比重,国家财政收入就失去稳定的来源。

  乐观派认为:财政收入的最主要和最稳定来源应当是税收,而不是靠国家投资办企业收取利润。

  市场经济也是风险经济,风险与效益并存,随时可能相互转化。由于种种原因,一个企业今天盈利,明天就可能发生亏损。国家如果要与民争利,把在竞争中赚钱的企业抓在手里,那同时就意味着一旦企业亏损就必须给予财政补贴,用纳税人的钱去为企业承担经营风险。这样做不但对纳税人不利,对提高企业竞争力不利,而且对于稳定财政收入也是很不利的。在降低国有制比重的过程中,国家应将财政收入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合理地向企业征税。企业利多、多收税;企业利少,少收税;企业亏损,国家虽然不收所得税,但也不必再掏钱去补贴。照此改革,国家只收税而不赔钱或较少赔钱。这样,国家财政状况才能稳定好转,从根本上摆脱目前的被动局面。

  6、重工业是否应当成为产权改革的禁区?

  悲观派说,一些支柱产业和基础产业, 包括煤炭、石油、电力、机械、电子、化工、钢铁、有色金属以及汽车工业等,是国家的经济命脉,必须由国家垄断。如果这些产业的国有制比重也降下来,让各方都来投资,势必引起社会震荡,国将不国。

  乐观派认为,悲观派言过其实。上述产业都是重工业。重工业并不神秘,也属于竞争性产业,同样需要在多元投资主体的平等竞争中提高效率、繁荣发展。禁止竞争的只能是极个别产业,盖因其产品或资源具有天然的垄断性,诸如造币业、兵器制造业、医用麻醉品研制与销售等,其范围是很小的。为了公共利益与公共安全,这种天然垄断产业须由国家独资经营。除此之外,政府不应设立排他性的投资禁区。国家对作为“经济命脉”的重工业的控制,属于对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的一部分,同样应以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行政手段为辅。如果把重工业划作国家独资垄断领域,不许其它各方投资,实际上是一种对行政力量的迷信和对非国有经济的歧视政策。这样做不仅法律上站不住脚,而且会继续损害我们的重工业。

  在几十年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重工业受保护最多、受束缚最大、受伤害也最深。如今,重工业不但没有理由成为产权改革的禁区,而且最需要通过产权改革来引进资金、引进机制、引进技术,从而推进重工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根本转变。

 

  综上所述, 当今中国国有制比重的下降作为一种客观趋势,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但是对这一趋势的评价却因人而异:评价消极,难免悲观;评价积极,则不仅情绪乐观,还可以在改革大潮中,做一些因势利导、推波助澜、主动自觉地降低国有制比重的工作。

  降低国有制比重的自觉之路简括起来就是两个字  “改”(包括改组与改制)和“卖”(包括兼并与破产)。即,除极少数仍需保持国有独资,垄断经营的企业外,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均可通过改组改制和兼并破产程序而谋求新生,与此同时,也就降低了国有制的比重。

  注:①《经济时报》199588日第一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317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17-318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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