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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思源

宪政 兼并与破产

 
 
 

日志

 
 
关于我

1968年6月毕业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理论部(本科), 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工作, 1988年10月下海创建民办研究机构, 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影响中国新世纪的50位名人"之一。 敬请需要回复的朋友,可留下您的称呼和联系方式。 我的邮箱地址:siyuan-c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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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风云》连载八  

2010-03-25 08:33:26|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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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无冕之王 参与立法(三)

 三、新闻媒体主动出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述评成为热潮中的热点

   对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人大常委有人说好有人不满

   《工人日报》载文剖析“时机”问题,引出专栏讨论

  1986726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以下简称联播)节目中发表记者述评《建立企业破产制度势在必行》,在高潮中制造出高潮,成为7月份舆论热潮的最热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权威地位,从“中央”两字上就可以看出来,只要见过早起散步的老人身上的小半导体,听过县城、农村的高音喇叭的人当然不会怀疑其听众的广泛性。而在198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联播无疑是收听率最高的节目。现在冲垮了电影,挤得广播靠热线节目生存的电视,虽已成为城市人生活的一部分,但那时还羽翼未丰;1986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联播的地位就如同现在能卖出10亿元广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在这个联播中,每次记者评述无疑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可以说是仅次于中央高级领导人讲话的权威形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这种形式对破产法立法问题发表独立见解,其影响可想而知。不过,这一炮打响之前的周折,则不是一般人可以想象的。

    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初步审议破产法之后,鉴于人们对破产法疑虑甚多,我想加大破产法宣传的力度,便先后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中心和人民日报联系。他们都让我提供稿件。稿件寄去后不久,中央电台新闻中心老李同志打来电话,说已将我的文章改编成记者述评准备播发。但是报到电台领导那里被卡住了。台领导说,对破产法还有争议,不能宣传。下面的记者、编辑对此毫无办法。

  怎么办呢?台长不同意,那就找一个比台长的官更大、又能在业务上管住他的人吧!还真有这样一位合适的人选  马庆雄,时任广播电视部副部长。我从国务院第99次常务会议列席名单上找到了他的名字。虽然已经事隔半年,但他既列席了那次会议,对破产法以及国务院的态度就应有所了解。同时也可能会对我在会上的发言有点印象。因此我就毫不犹豫地拨通了马庆雄副部长的电话。

  顺便说一句,我给马副部长打电话,未经任何领导授权,我也并不认为此事需要向任何领导请示或通报。我就是作为国务院办公厅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给马副部长打电话的。

  很荣幸,马庆雄同志还记得我,后面的话就好谈了。我说:对于破产法,您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是一致通过了的。现在人大常委审议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也是很正常的。不能因为有不同看法就不做宣传;我觉得,因为有不同看法,才需要抓紧做宣传工作。过去老是颁布了某项法律,便宣传那项法律如何如何之伟大、之必要,老百姓觉得有点马后炮的味道,说:“既然颁布了,当然伟大嘛!不伟大还能颁布吗?”其实那种老习惯也可以改一改。在法律通过之前作宣传,甚至把几种不同意见拿出来讨论讨论,听众有参与感,印象更深,对于法律通过之后群众的理解和执行,更有好处。

  马副部长表示:“你讲得很有道理,宣传破产法,我们责无旁贷。此事我来过问一下。”部长办事雷厉风行,他马上召集下属三级干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新闻中心主任以及编辑到部长办公室开会,专门研究此事,其结果当然是非常积极的。

  第二天,1986727日早晨上班,我的自行车刚到中南海西北门门口,就听到一位同事招呼我:

  “喂,老曹,恭喜你呀!”

  “什么事恭喜?”

  “你的破产法中央已经说话了:势在必行!”

  “什么文件?”

  “嘿!还什么文件哩。你没听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播了,记者述评,题目就很响亮:建立企业破产制度势在必行。”

  我和那热心的同事一齐笑起来了,我只说了一句:“谢谢你!”

  此后,中央电台对破产法的宣传一直很活跃,除了在学习节目和理论信箱中播发了我关于破产法必要性与可行性的三篇问答稿以外,还发了许多记者对各地试点情况、讨论情况的报道。

  接下来,人民日报就更热闹了。

  人民日报总编室将我给他们的稿件一分为二:一篇题为《四市十一厂试行企业破产制度》,冠以“本报讯”,作为试点情况报道见报;另一篇则作为本报评论员文章,题为《企业破产制度可以先行》。两篇文章都发在1986828日头版,与人民日报报头一样高。而在报头下面则配发“新华社北京827日电:人大常委六届17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审议一批法律草案,包括企业破产法等。”虽然会议消息算头条新闻,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则在报眼位置,更为突出。两相对照,一览无余,十分醒目。

  828日人民日报的版面安排及评论员文章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引起了截然不同的两种反应。

  许多常委都说好得很,其中何英同志在发言时还从兜里掏出报纸来引用,这个精彩的镜头在电视里都播出来了。何英十分动感情地说: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写得何等好啊!我给大家念一段:“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解决政企不分的问题,使企业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但是没有破产制度,行政干预瞎指挥给企业造成的损失,必然是靠其他单位的盈利去补贴,抽肥补瘦,负担转嫁到了别人头上。企业永不破产、倒闭,瞎指挥也就年复一年地依然故我。实行破产制度,会使那些喜爱行政瞎指挥的人们不能不认真计较起来。受到‘破产警戒通告’的沈阳农机三厂的厂长很不客气地提出:‘今后谁再乱干预,就让他承担企业破产的责任!’”

  “为什么说企业破产制度可以先行呢?”何英同志继续引证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有一种意见认为,应等到企业全面实现自负盈亏之后再实行破产制度。这是把因果关系颠倒了。没有破产制度,企业盈利可以多得,而发生亏损,则可以吃国家财政补贴的‘大锅饭’,这是‘负盈不负亏’。破产制度不先行,企业自负盈亏就难免成为一句空话。”

  何英发言时,会场上不少人在点头附和,面露悦色。后来其他发言也表明,何英引用的这些话,对于不少常委在审议破产法时的认识转变,是很有帮助的。

  但也有一些人大常委不以为然,甚至十分愤怒,他们主要是习惯于过去那套不成文的“程序”。

  按照过去的“程序”,当领导机关作出了某项决议,通过了某项法律之后,报刊上便立马发表文章喝彩:“好!”这喝彩慢了不行,说你不积极;快了也不行,说你抢先表态,给领导机关造成被动。

  “这回可离谱了!”有几位常委异口同声地谴责:“我们人大常委还正在审议破产法,还没有批准它哩,你们人民日报就发表评论员文章,说破产制度可以先行,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要分庭抗礼,是不是要影响我们立法?一定要查一查,这篇评论是谁写的?谁拍的板?”

  “查一查”的电话从人大会堂打到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的办公室,语气咄咄逼人。钱社长措手不及:“此事我不清楚,再查查看。”他的确不清楚。因为人民日报并没有规定发评论员文章一定要经社长审定。

  “查一查”的消息最后由人民日报的编辑打电话委婉地告诉了我。我听得出,他有难处。我告诉他:“查下来你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是曹思源写的,我不怕。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是代表民意做立法工作的。报纸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反映民意。是否采纳某种意见,可以由人大常委自己进行选择和决定,但人大常委不应反对任何人发表不同意见,更无权对此进行查究。”

  人大常委的查究后来虽然无声无息了,而国务院办公厅内我的顶头上司的查究倒是一步比一步紧了。

  那天上司找我谈话,绕了很大一个圈子,然后漫不经心地说:“人民日报发了一篇评论员文章,说企业破产制度可以先行。”

  我“嗯”了一声。

  “你看过?”

  “看过!”

  “你觉得怎么样?”

  “我当然觉得有道理。”

  这时上司单刀直入了:“是不是你写的?”

  我说:“是的”。

  接下来便是一顿倾盆大雨的批评,说文章内容偏激、口气太大、时机不妥、方式不当。最后上升到组织高度:“给人民日报写评论员文章,这么大的事,为什么事先不请示、事后不报告?你还有没有组织观念!你这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已经给国务院造成被动!”

  我看他那上纲上线唯恐不高的劲儿,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说领导同志呀,你又不是不知道,破产法草案已经国务院第99次常务会议通过,现在人大审议遇到了一些困难。我作为国务院工作人员,主动想办法做工作,使国务院通过的法律草案尽可能早日在人大常委会获得通过。这不是自觉地贯彻国务院常务会议精神吗?有什么错呢?”

  谈话不欢而散,我继续做那种得罪顶头上司、但对得起国务院、对得起历史的工作。

  我的工作还是可以用“院外活动”四个字来概括。不过不仅仅限于一对一给“议员”做游说工作,而是在“议院”外边针对“议会”发言中反映出来的主要思想顾虑,写文章说服众多的人大常委委员,实际上也就是做舆论工作。而这种舆论工作不仅仅是一般地需要新闻界的配合,而且新闻界要有干预立法、影响立法的内在要求和主动性,才能成功。很幸运,1986年的“无冕之王”恰恰有此冲动。

  我在国务院办公厅工作对于搞破产法最有利的条件之一是,能够在24小时以内看到人大常委会会议快报,了解发言情况,从中可以分析主要的思想障碍是什么,并立即写文章在报刊上给予解答。

  第17次人大常委会审议破产法一开始,反对意见便集中于两条:一曰物价不合理;二曰行政瞎指挥。此两条导致企业不能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自主经营,所以企业不应承担破产的责任。这两点意见很早就已出现,提出这种意见的有理论工作者、领导同志、企业人士乃至普通工人,可见这两种意见有着很大的代表性。与姓“资”姓“社”那一类吓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反对意见不同,这两条意见是实实在在的,是从实践中来的,而几个破产法试点企业职工最感委屈的也是这两条。虽然我在各种场合发表演说反复解释过这两个问题,但看来影响还不够,特别是人大常委委员又提出这两个问题,我既不能到会场上参与辩论,也不可能在会场外与常委们个别讨论,切实有效的作法就是在报纸上发表文章,阐明我对这两条意见的看法,这样既可以使更多人了解我的观点,在更大范围内澄清问题,又可能说服部分持此意见的常委委员,对立法过程产生直接影响。

  828日我熬了一个通宵,将自己在几次座谈中对此问题发言的要点,整理出一篇文章。  

  文章写成,还得尽快发表,以便常委们能在会议期间尽早看到,这才有可能使他们在会议结束前重新思考这两个问题。为此,我于29日强睁睡眼,与各报社联系,最后终于打通了《经济日报》副总编杨尚德的电话。当天下午5点,《经济日报》派人到中南海找到我,取走了文章。830日一早,《经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赫然登出:

 

       企业破产法“制约因素”两议

 

     (一)市场价格只有在竞争中才能逐步理顺

  破产淘汰问题,是企业在竞争当中发生的问题,而竞争又与物价有很大关系。合理的价格体系对于搞好竞争当然是有利的。而价格体系怎样才能趋于合理呢?从根本上来说,商品经济价格体系的合理化,只有在开展竞争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如果没有竞争,没有优胜劣汰,价格是难以合理化的。目前人们往往注意到不合理价格给竞争造成的困难,而没有看到另一面,价格合理化有赖于竞争的开展。

  在不搞竞争,主要依靠行政方式统一定价的条件下,几乎每个部门都千方百计寻找各种理由要求将自己的产品涨价,同时指责别人的产品涨价如何如何之不合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凭谁明断?解决这个矛盾就需要有一个企业生存竞争、优胜劣汰的环境。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低、节能能力差、原材料燃料消耗大,导致严重亏损的便要被淘汰。这少数企业破产倒闭的警钟,将把广大企业的内在潜力激发出来,使其竭尽全力去提高管理水平,降低消耗。企业成本降低了,它的产品质量提高了,能够适应市场需要,才有竞争力,才可以在原材料燃料提价的情况下,使自己的产品少涨或不涨价,甚至还可能降一点儿价,采取薄利多销的办法打开生意门路。这样就有了卖者的竞争,就有可能造成一个相对降价的趋势,使产品涨价趋势有所抑制,有所缓和,使商品价格能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灵活反应并及时调节市场供求。这样才谈得上价格关系的理顺,价格改革才能出现一个较为主动的局面,并使消费者的利益得到保证。

  简而言之,不实行破产淘汰制度,落后的企业有长期生存并浪费社会资源的权利,就有为了保证这种生存而不断将其产品涨价的权利,整个物价体系就要在这个基础上发生扭曲和混乱,物价关系就难免“剪不断,理还乱”。那种主张暂时不搞竞争和破产法,等待物价关系理顺的意见,恐怕只是一种本末倒置难以实现的良好愿望。

 

      (二)破产制度有利于企业扩权

  现在许多人都认识到,责权利应当统一。离开了一定的责任,什么权都可能成为儿戏。前几年某些企业发生滥发奖金实物,甚至发生亏损增加而奖金增多的现象,就是企业有权无责的结果。当然,现实情况很复杂,企业应有的自主权得不到落实的情况也是存在的,需要继续落实扩大企业自主权。但是,据上海、重庆、桂林、长沙、合肥、哈尔滨等地民意测验,75%的人认为,企业自主权比改革前已经有所增加了。我们能不能像有的同志要求的那样,等待企业自主权全面扩大、彻底落实之后再来抓企业的责任呢?显然不行,这种企业无经营风险,无经济责任的“彻底扩权”注定要失败。国家决不能冒这么大的险。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第一步是必要的,但是,迈出这一步之后,就必须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找到一种方式解决企业的经济责任问题,然后在落实经济责任的条件下继续扩权改革,以防止权力被滥用而使经济改革事业遭到不应有的挫折。

  要防止权力的滥用,光靠行政方式的检查、监督和处罚,是远远不够的。根本的办法是要让企业对自己的经济生命负责。按照企业破产法,企业要承担破产的责任,这样,它才会全面衡量利弊得失,才不会为眼前小利而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才不会把自己身上的肉挖下来吃,发那种砸掉自己饭碗的“奖金”。享有自主经营权的企业便会自觉地把起码要维持简单再生产,进而要扩大再生产,提高自身素质,增强竞争能力,努力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当作头等大事。这样,才能保证企业扩权沿着商品经济的正确轨道健康发展。

  此外,实行破产制度以后,企业有了生死存亡之忧,为了求生存、图发展,它会主动争取自主权。而不是消极等待上级“恩赐”放权;它会积极捍卫自主权,而不再对侵犯其自主权的瞎指挥逆来顺受。这样,企业就能发挥其巨大的动力,真正成为防止倒退,推动改革不断前进的坚强堡垒。

  总之,在实行企业破产制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碰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是,这些困难不可能在实行破产制度之前解决,而只能在实行破产制度的过程中逐步创造条件加以解决。这也就是企业破产制度可以先行并且应当先行的理由。

 

  文中从市场经济对价格扭曲及行政干预的反作用这一角度,提出实行破产法对改变这两种“症状”的积极作用。这就如同身体弱的人是放弃体育锻炼以免劳累还是积极锻炼增强体质的问题一样。可悲的是长期体弱使许多人惧怕劳累,我就是要告诉他们,不锻炼就会越来越弱!其实以价格不合理和行政干预为理由反对通过破产法,从实质上讲还是站在计划经济的立场上反对市场经济。尽管我相信持此意见的人绝大多数并未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此问题上绝不能含糊,否则即使破产法侥幸通过,在实施时仍将困难重重!(不幸而言中,这是后话)

  不知是因为此文发挥了作用,还是这两个问题已反复提过多次,830日以后,常委会中就此问题的发言减少了,但是反对通过破产法的委员并未减少,反对派们的发言重点集中到“时机”问题上。他们提出:目前时机不成熟,条件不配套,不宜实施破产法。那么何时“时机才成熟”?据说要等到“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以后”!但是,如果没有破产法,大锅饭能一直吃下去,那经济体制改革能完成吗?有人说这是“鸡生蛋,蛋生鸡”问题,我不能苟同。必须设法把我的观点介绍给人民,尤其是工人群众和工会代表。这次登场的是《工人日报》。发稿时间离送稿时间不到20小时,又是一个超高速度,抢在第17次人大常委会闭幕之前。93日,《工人日报》头版刊出:

 

         也谈建立破产制度的时机问题

 

  在企业破产制度的研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现在时机不成熟,应当等待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之后,再颁布企业破产法。在持这种意见的同志看来,似乎不要企业破产制度也能完成经济改革。这恐怕是对于经济改革的目标和破产制度的内容都不甚了解所致。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商品生产者。而如果不建立破产制度,企业盈利了可以吃小灶,亏损了则“大锅饭”照吃不误,永无倒闭之忧。这样企业只负盈不负亏,所谓“自负盈亏”原则成了空话,经济改革的目标能够实现吗?

  从某种意义上说,商品经济就是竞争的经济,排除社会主义竞争,就谈不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而经济竞争和体育竞赛一样,都需要有一定的比赛规则。淘汰制度便是最基本的比赛规则。如果没有淘汰制度,比赛不分输赢,劣者不被淘汰,优者也无所谓胜利。大家悠哉游哉,得过且过,又何苦要“争”什么高低?!所以说,没有淘汰制度,竞争就根本开展不起来。因此,主张经济改革完成之后再实行破产法,如同主张等待比赛结束之后再公布比赛规则一样,都是行不通的。

  “公司法还没有制定,怎么先搞破产法呢?”其实在世界法制史上,破产法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而公司法的历史至今不过180年。破产法的立法从来就不以公司法为前提。公司法是规定公司的种类、设立、解散、组织形式及权利义务,破产法是规定当债务人不能清偿债务时,依法宣告破产,清理和变卖资产,分配给债权人用以抵偿债务。简言之,对于一个企业(公司也是企业)来说,公司法涉及企业的所有者(股东)的责任划分问题,而破产法是解决企业对外(即对债权人)还债的问题。显然,不管企业自身如何组织,责任如何划分,它都必须受破产法制约,严格履行对外偿债的责任  欠债必还,如果还不起则应破产还债,这是不容置疑的。

  “目前厂长当不了家,职工作不了主,上边婆婆爱搞瞎指挥,婆媳责任分不清,实行破产法不公平!”如果不制定破产法,企业破产了可以不用承担破产责任,那就根本没有必要分清“婆”之责、“媳”之责了,“婆媳”关系永远也理不顺。而一旦建立企业破产制度,堵住了赖债不还和吃“大锅饭”之路,企业搞垮了,厂长、职工都将失业,这时婆媳之间就要认真计较起来,企业不得不坚决捍卫其自主权,婆婆不得不“开明”,“婆媳”关系的理顺才有可靠的基础。

  那么,在我国建立企业破产制度究竟需要什么前提条件呢?大前提是商品生产。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诞生之日起,就已经不可避免地、无可选择地处于商品生产的历史条件之下了。有商品生产就必然存在债权债务关系,就会发生不能清偿债务的破产事件,破产处理办法也就有其存在的客观基础。从这一条件来说,破产制度的建立绝非太早,而是迟了30余年,不可再迟了!不久前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已经规定了企业法人的权利和义务,规定了企业法人可以由于依法宣告破产而终止,还规定了全民所有制企业法人以国家授予它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其他企业法人以其所有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这就为企业破产法的颁布奠定了基础。

  今年712日,国务院还专门颁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的有关规定,这就提前为国营企业实行破产法准备好了社会保障措施。

  所以说,我国实行企业破产制度的时机已经成熟,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其他条件则要在破产制度实施过程中去创造。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只能在前进中逐步扫除。如果要求扫除了一切障碍之后再前进,就等于不前进。而不前进是没有出路的。

 

  这篇针对“时机”的文章发表的时机很有趣:该文发表前三天,830,《人民日报》等各大报发表新华社消息,《人大常委审议破产法草案的两种意见  实施时机已成熟,可以率先出台;目前条件还不具备,应先试点》;该文发表后一天,94日新华社电:《全国人大法委提出破产法实施条件尚不具备,建议改为试行或暂行条例》;文章发表两天后,95日新华社电:《六届人大常委十七次会议闭会,破产法草案将作进一步修改》。一前两后,三篇报道,我的说理文章则立于其中。

  有些委员对新闻界在会议期间大力宣传破产法也有些不满:“我们还没有通过,你们就这么宣传,什么意思嘛!”其实,新闻界的报道,大量是事件报道、情况介绍。反映意见的报道中人大常委委员的意见也很充分,难道就不能允许“议院”之外的意见(尤其是与某些委员不同的意见)见报吗?显然,这种“不满”不符合新闻的客观原则嘛!

  部分领导同志对新闻界的不满,确实使“无冕之王”受了点委屈,但幸好没有最高层领导的批评意见(当然也没有公开支持的言论),没有强制性的封锁,“无冕之王”抓住了少有的机会毅然决然地参与立法。

  我常常对朋友说,新闻工作者是天然的改革派。因此,不难理解他们对破产法这样的重大改革措施的支持。但新闻工作者的敬业精神,也使他们严守新闻客观性原则,给持反对意见的人,包括官员、专家和工农群众提供了同样的舆论渠道。公开讨论只会使问题清楚,坚持真理的人从来不怕反对意见。

  在报纸上公开讨论的作法,对人民了解破产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此以前,为了促进这种公开讨论,经与《工人日报》编辑协商后,从198687日开始到820日,陆续在该报第二版发表了我的系列讲座《同职工谈破产法》共9篇。87日的第一篇《改革把企业破产推上议事日程》,开宗明义地介绍了破产法在我国的必要性及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之后在88日的第二篇《实行企业破产法是对人民利益的保护》,从破产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作用的角度,反驳了所谓“破产是破社会主义的产”,“破人民的产”的说法,并说明了破产企业职工的生活保障、再就业等问题。意在以破产本身的具体规定解除职工对破产后如何生存的疑虑,使职工认识到从整体上看人民是破产法的受益者。89日的第三篇《不知生死,哪来活力》,从理论上说明了破产法对激发企业活力的鞭策作用。811日的第四篇《压力变动力》,以试点企业扭亏为例进一步说明这种鞭策作用的效果。812日的第五篇《保护人民的劳动权利与促进劳动力流动》,以破产制度对合理配置劳动力,有效利用劳动力的作用反驳了片面夸大“破产造成大量失业”的言论。816日的第六篇《要树立经营风险观念》,告诫企业如何面对破产法。818日的第七篇《对企业民主管理的促进》,论证了破产的压力必然迫使职工自觉参与企业管理。819日的第八篇《深化经济改革,促进政治改革》,强调了实施破产法是我国刚刚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必将随之而来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突破口。820日的第九篇《当前我国实行破产法的条件是否具备》针对“条件不成熟”,“不宜匆忙出台”的言论逐条分析说明条件已经基本具备,可以先行一步,再逐步创造其他条件。九篇文章以尽可能通俗的文字说明破产理论以及实行破产法的必要性,以事实、数据解除了职工的误解与畏惧。同时有针对性地反驳了当时较常见的反对实施破产法的论点,力图使读者抛弃误解,成为破产法的支持者。

  系列论文发表后,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应。读者来信纷纷飞向《工人日报》社,其中有支持,也有反对,甚至有上纲上线的批判。随着读者来信越来越多,《工人日报》决定扩大读者发言的渠道,于是从927日首开“关于制定破产法的讨论”栏目。其后又于1011日、1018日、1025日、111日、118日、1115日陆续进行专栏讨论。这七期专栏中选登了有代表性的来信来稿。对于不同观点,编者采取了一种客观的超然立场,公正地为正反双方提供版面。这在1011日专栏第二期中即表现出来。这期专栏的两篇文章,一正一反:《实施国营企业破产法不会破国家的“产”》、《实施国营企业破产法是破国家的产》,从标题上便一目了然。

  七期专栏共刊登文章25,作者来自各种单位,充分体现了群众的意见。考虑到全国各企事业单位普遍订购《工人日报》的情况,该报广大读者通过以上九期系列讲座和七期专栏讨论文章对破产法问题自然会有或多或少的认识。同时,我还在双周刊《经济工作通讯》中连续发表了九篇《破产法讲座》,作了破产法知识介绍。

  《工人日报》的最后一期专栏讨论发表于1115日,也正好是人大常委第18次会议第三次审议破产法开始之日,委员们就破产法问题作最后权衡之时,这些来自民间的意见或多或少也会对委员们的权衡起到一些参考作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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