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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思源

宪政 兼并与破产

 
 
 

日志

 
 
关于我

1968年6月毕业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理论部(本科), 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工作, 1988年10月下海创建民办研究机构, 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影响中国新世纪的50位名人"之一。 敬请需要回复的朋友,可留下您的称呼和联系方式。 我的邮箱地址:siyuan-c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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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产风云》连载四十  

2010-12-16 10:43:27|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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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摘下试行帽 完善破产法(六)

一、民营机构,提议修法()

二、要防止企业分立时转移资产,甩掉债务,损害债权人利益。

  草案第 183条第2款原文:“重整企业分立后的各企业,按照分立时的资产价值比例,对重整债务承担清偿责任。重整计划另有规定的,不在此限”。

  草案第182条第4款中还有一项规定:“债权偿付额未受重整计划削减或者未依重整计划承担新的出资义务的表决组,无需表决,视为通过”。

  这两处规定加在一起,对债权人的危害不小。我们不妨设想一个案例来加以说明:

  如果重整计划规定原企业分立为甲、乙二厂时, 甲厂带走90%的资产,只承担10%的债务;乙厂留下10%的资产,却承担90%的债务。由于甲乙两厂承担的债务之和仍然是原债务总额的100%,对于债权人来说,符合“债权偿付额未受重整计划削减”,就“无需表决,视为通过”必须无条件接受重整计划!而实际上乙厂以 10%的资产,决不可能偿还90%的债务。这样,债权人的损失就太惨了!重整计划“合法”地抽逃资金、逃避债务的这一漏洞显然必须堵上。

  为此建议将草案第183条第二款最后一句改为:“债权人自愿放弃此项比例要求的,不在此限”。

  这种修改体现了一条原则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能强制剥夺,但可以自愿放弃。

  (附件本书从略)

 

  对我这封信和关于破产法修改的两点具体建议,朱熔基副总理于919日批示:请任建新同志审阅。(抄送杨景宇同志)

  尔后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任建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汉斌、全国人大财经委主任柳随年等依次作了批示。柳随年主任的批示明确指出“所提建议有些道理。”

  119日,一位老朋友十分兴奋地给我打电话:“曹破产,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刚刚出席了由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召开的,有人大、最高法院、国家经贸委、国务院法制局等单位参加的座谈会。你猜议题是什么?就是你提出的关于改革法院管辖制度的建议哩!大家对于你热心国家改革事业的精神都给予了很高评价。至于具体建议,大家各抒己见,评价不一。喂,你怎么不来参加这个会?你给朱熔基的信那么短,不可能充分展开,你可以到会上来,面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解释和补充‘申诉’。我们对这一建议的研究也就可以更加深入了。”

  “谢谢你的美意!可是人大财经委办公室并没有通知我参加座谈会,我也就没有机会‘出庭受审’了。”

  这时,老朋友在电话中笑出了声:“你那条宝贵建议就只好接受缺席审判了!”

  我却认真地说:“不,我不接受!”个中原委,容后再叙。

 

  人不请我,我却愿意请人。19941117-19日,由我们这个民办的社会中介机构与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产权司联合发起的全国产权流动与破产实务研讨会在北京21世纪饭店举行。其间,我们专门邀请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一位副主任作大会发言,介绍破产法的修改工作。他的发言提供了许多重要信息,引人注目。但是他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却引起了激烈的辩论。

  这位官员郑重声明:我们现在所做的工作,是重新起草破产法,而不是修改破产法,这二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有着原则区别,决不能混为一谈。

  这位官员的谈话,第二天(1119)的《中国证券报》就作了简要报道。他在谈及现行破产法时说:“8年前通过的这一法律,在今天已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这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1).适用范围太窄,现行破产法只适用于全民所有制企业;(2).一些条文的规定造成实际中的政企不分;(3).不少条文规定得太笼统,操作中随意性太大,不规范;(4).未设简易破产程序,司法实践中不少问题难以处理。因此,对现行破产法进行局部修改已不可取。”

  这些“理由”充其量只能说明,对现行破产法不能仅仅作局部修改,而要全面修改。所谓另起炉灶、重新起草,也就是全面修改,它与局部修改的区别,无非是大改与小改的区别,实质上仍然是对破产法的修改。现在做的工作并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有到有。未来的破产法与现行破产法相比较,无论体例和文字有多大区别,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史上,新破产法都是对它所取代的旧破产法的修正。这是毫无疑义的。

  以宪法为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1954年、1975年、1978年、1982年先后有过四部宪法。由于历史的原因,这后面三部宪法都是对前一部宪法作了全面修改,都是重新起草。但有关工作机构的名称都叫“宪法修改委员会”,而不叫“宪法起草委员会”。1980910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委员会名单,叶剑英任主任委员,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委员。如果当时成立一个“宪法起草委员会”,那就会被误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直至1980年尚无宪法,还需要实现“零的突破”。那岂不是大笑话!从这个意义上说,1994年成立的破产法起草工作小组应为破产法修改工作小组,才较为妥贴。名不正则言不顺,于是乎才有某官员声称重新起草破产法不属于修改破产法范畴这样的怪事。

  本来很简单,重新起草破产法实质上也是修改破产法,如同白马也是马一样。忽地有人郑重宣布白马不是马,反到把事情弄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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