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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思源

宪政 兼并与破产

 
 
 

日志

 
 
关于我

1968年6月毕业于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理论部(本科), 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先后在中央党校、国务院研究中心、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家体改委工作, 1988年10月下海创建民办研究机构, 1999年被《亚洲周刊》评为"影响中国新世纪的50位名人"之一。 敬请需要回复的朋友,可留下您的称呼和联系方式。 我的邮箱地址:siyuan-cao@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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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弯路》连载九  

2009-08-12 14:45: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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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比例复归,无可阻挡  C

  不过,对于国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下降的趋势,有人欢喜有人愁。愁者有其悲观的原因,喜者自有乐观的理由,不妨择其要者而析之。

    一曰是好事还是坏事?

  悲观派认为,社会主义经济的国有制比重理应占绝对优势,国有制比重下降的趋势意味着国民经济有崩溃的危险。

  乐观派发现,40多年来中国经济濒临崩溃有过两次:一次是“大跃进”之后的1960年,一次是“文革”后期,而那两个时期国有制的比重都非常高。独立核算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原值中,国有部分分别占98%和93%,可见国有制比重畸高并不好。改革开放以来,各种个体企业、私营企业、三资企业和股份制企业如雨后春笋,生机勃勃,形成了所有制结构多元化的局面,带来的是举世公认的经济繁荣和城乡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因此,目前中国发生的国有制比重下降恰恰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有趣的是,在一个时时刻刻强调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国家,居然发生了连续四十多年国有制比重下降的事实。这恰好体现了经济规律的作用。马克思主义提倡尊重客观规律,现在既然客观规律已经在向我们招手,我们就应当由自发转入自觉,在经济改革中主动地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国有制比重进一步降低,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二曰是否有利于资源配置的优化?

悲观派说,投资向国企倾斜,体现了资源优化配置的原则;降低国有制比重,则违背了这一原则。

乐观派则认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是竞争性产业,而竞争性产业中的资源优化配置原则应是向经济效益水平高的企业倾斜。目前的弊病恰恰是没有体现这一原则。从1981年—1993年,国有企业工业总产值年平均递增率比乡镇企业要低14.7个百分点,而它的固定资产投资额年平均增长率不但不低,反倒比乡镇企业高出6.7个百分点。这么多资金偏偏投向了低效率的国有企业,难道是资源配置的优化吗?

有关调查资料显示,在经济增长中,国有企业只提供了20%的增量,而它们却占用了固定资产投资的70%,占用了银行贷款的80%。1993年,黑龙江的国有工业企业占用了全省90%的固定资产投资和90%的流动资金贷款,但产值比上年下降了2.8%;非国有工业企业只占用了10%的投资和贷款,产值却比上年增长40%。类似情况比比皆是。这当然根本不是资源优化配置,而是劣化配置,是逆向配置。

在这种情况下,降低国有制比重,使存量资产、增量资产逐步向非国有经济转移,才是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好途径。

三曰是否有利于扩大就业?

  悲观派说:国有企业解决了相当多的劳动者就业问题, 是数亿城市居民“最可靠的衣食父母”。降低国有制比重,就会减少工作岗位,使就业问题难上加难。

乐观派则算了一笔账:1975年—1978年,国企职工占城镇职工比例最高,为78%以上,而那时失业人口也最多,几千万知识青年就业问题震撼神州大地,让人谈虎色变、不堪回首。最近几十年来,国企职工比例下降了,2004年下降到只占11.18%,而这正是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多种所有制经济大发展、广开就业门路所开拓出来的可喜局面。事实上,国有单位能够增加的工作岗位很有限,要靠保持国有制过高比重、国家投资兴办企业来吸纳新增就业人口是不现实的。现在新就业人员的工作岗位四分之三以上靠非国有制企业提供,而进入国有制单位就业的比重已经由1978年的78%下降到2004年的21%。显然,今后解决就业问题,主要还是要靠非国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此可见,进一步降低国有制比重,恰恰有利于扩大就业。

四曰是进步还是倒退?

  悲观派坚持:国家所有制的公有化程度最高,理所当然是最先进的所有制形式;国有制比重下降,岂不是倒退?

  乐观派则放言:实行国有制并非绝对进步,国有化究竟进步与否,是有条件的。100多年以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就曾一再说明:“只有在生产资料或交通手段真正发展到不适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因而国有化在经济上已成为不可避免的情况下,国有化——即使是由目前的国家实行的——才意味着经济上的进步。”接着,恩格斯又敏锐地指出:“出现了一种冒牌的社会主义,它有时甚至堕落为一种十足的奴才习气,直截了当地把任何一种国有化,……都说成社会主义的。”“这无论如何不是社会主义的步骤,既不是直接的,也不是间接的,既不是自觉的,也不是不自觉的。否则,妓院国营,也都是社会主义的设施了。”

  从恩格斯的论述可见,马克思主义老祖宗并不认为国有制的进步性是无条件的。恩格斯严格地以经济标准来判断国有制是否进步:仅仅对不适合于股份公司经营管理的生产资料,才有一个“不得不”实行国有化的必要性,这部分国有制才是进步的。

  用恩格斯提出的上述标准来衡量,目前西方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也只有10%左右的生产资料已发展到不适合于由股份公司管理,不得不实行国有制。而中国生产力水平还欠发达,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并没有发展到“不适合于由股份公司来管理的水平”。令人遗憾的是,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并不适合采取国家所有制形式,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几十年中却偏偏实行了国有化,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阻碍了社会生产力高速度、高效率的发展。那种国有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不是进步而是倒退。如今随着市场经济的回归,国有制比重逐步回落,显然是一种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进步趋势,而绝不是倒退。

 

纵观半个多世纪中国经济走过的曲折道路,所有制结构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全国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工业的比重由1949年底的26%,猛增到1958年的89%;而非国有工业所占比重则从74%直落到11%。这是违背客观规律的结果,是在政治高压的背景之下实行“公私合营”的结果。它导致了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空前灾难以及长达数十年的经济低效率。纠正“共产风”之后,个体私营经济在夹缝中复苏、生存、发展、壮大起来,逐步提高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尔后又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在1999年,非国有工业产值的比重终于达到72%,而国有工业也就无可奈何地跌到了28%。在全部工业企业固定资产净值中,比例关系恰恰倒过来,国有企业占踞72%,非国有部分只占28%。这种现象也可以概括为“倒三七”: 占踞七成资产的国有企业产值不足三成;而只有不足三成资产的非国有企业却实现了七成工业总产值,二者效益反差何其悬殊!

总之,如今国有经济与非国有经济的比例关系,重新回到了五十年前,即“社会主义改造”之前国有经济低于非国有经济的那种较为正常的水平。这也可以叫做“比例复归”。我将这种“比例复归”制成简明图表(见图表45,以便读者参考。

“比例复归”的图表显示:消灭私有财产权、消灭私有企业的“所有制革命”经过半个世纪的折腾而终归无效,徒使私有经济经历了一个长达50年的巨大“马鞍形”。真个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可惜的是,由于意识形态障碍,中国老百姓在这半个世纪的折腾中所付出的几千万条生命的代价和几万亿元资产的代价,至今在上层建筑领域仍未换来一个国企私企孰优孰劣的共识,令人不禁痛定思痛,要来细细地算几笔帐,作一番优劣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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